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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军在中国的性暴行与斯大林的态度

发布日:2015-10-20  访问量:157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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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和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。由于民族性格和军队素质的不同,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的主要参战国中,军人的强奸犯罪记录大有不同。英军的素质最高,“无论在私人回忆,还是历史档案记载,涉及到英军士兵个体强奸平民的记录都比较罕见,而英军集体性的性放纵记录更是闻所未闻。”(朱维毅:《德意志的另一行泪——“二战”德国老兵寻访录》,世界图书出版公司,2010年11月,第308页)同样,进入印缅作战的中国军队,也军纪严明,未见有性犯罪的记录,不负仁义之师的令名。与英国军队和中国军队相比,美军的牛仔们就显得有些粗野:“史料记载,在美军在德国境内长驱直入的1945年3月到4月间,美军军事法庭在160万驻德士兵中共审理了487起强奸个案,犯罪人数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。”纳粹军队虽然残暴成性,但是,据“哥廷根历史研究会”提供的信息:“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。少量的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。”这不单单因为他们有“重视荣誉的传统”,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这会造成“种族异化”,害怕“性病影响战斗力”。(同前,第309页)

  在“二战”中,军人强奸犯罪极其严重和恶劣的,是日本的法西斯军队。由于受到高级指挥官的纵容,日军就像一群穷凶极恶的野兽,歇斯底里地对占领国的平民百姓施暴。他们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所犯下的强奸罪行,人神共愤,罄竹难书。另一个犯有严重强奸罪行的是苏联军队。日军强奸妇女的暴行,通过远东大审判的揭露,世人知之甚详,然而,由于种种原因,对苏军的强奸犯罪,人们至今仍然缺乏充分的了解和深入的反思:“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,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,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,甚至没有引起过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。”(同前,第312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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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同在欧洲的苏军一样,1945年8月进入中国的苏联军队,也同样抢劫、强奸,给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,给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和妇女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伤害。

  抗战胜利后,刘顺元先被东北局分配到辽东省委任副书记。不久,因为需要加强苏军管制的旅大地区的工作,又被派到旅大地委去任副书记、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。在从安东到旅大的火车上,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,正在被拆去一边。一列列满载着铁轨、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,呼啸着向北驶去。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、拆工厂。“在火车上,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:车厢里的苏联士兵,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,便吹起口哨,嬉皮笑脸地高喊:‘哈罗索!’有时还奔过去,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,在身上乱捏乱摸。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:‘这是什么红军?是混蛋!’……刘顺元不久便了解到:1945年8月22日,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空降旅大,当地曾经出现万人空巷欢迎苏军的热烈场面。但是群众的欢乐情绪很快就发生了变化。因为一些苏联士兵,看到年轻的中国妇女,便要动手动脚,甚至在公共场所进行猥亵活动。苏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、劫夺中国居民财物的事不断发生,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渐另眼相看;苏军大批拆走工厂的精密机器,连码头上的百吨塔吊也不放过,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。……刘顺元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过苏军的纪律问题。苏军司令部也像模像样地进行过一些整顿。但是这批苏军的某些恶习并未因这种整顿而根本改变。”(丁群:《党内抵制苏联大国主义第一人》,《百年潮》1999年第9期)

  1949年7月,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。在一次“轻松的探讨”中,高岗“简单介绍了苏军在我东北的劣迹”。这次,斯大林没有像对南斯拉夫的吉拉斯那样发火,而是表示了“歉意”。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:“作为事后诸葛亮,我认为我们当时太傻了。苏军在东北对我国人民(尤其是妇女)造成很大伤害,东北所有工厂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到苏联去了,还赶走大量牛羊等牲畜。斯大林既承认苏军的劣迹并道了歉,如果我们趁势索赔,是完全办得到的,然而根本没有提索赔问题。我们总是以中国人的邻里关系想问题,认为他应该主动给我们,殊不知人家到手的都是自己的民族利益,岂能拱手让人?!以致到了赫鲁晓夫时期,我们反而‘偿还’了许多冤枉债!”(师哲:《我的一生——师哲自述》,人民出版社,2001年7月,第307页)

  苏军进入东北的70多年后,作家龙应台专程到东北,采访了那些知情者,给人们提供了一些苏军强奸中国妇女暴行的细节:“那一年冬天,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,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: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,和我们现在的(台北)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。我要回去时,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,手牵两个孩子,背上再背一个,还有一个比较大的,拿一件草席,共五个人。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,不顾众目睽睽之下,先将母亲强暴,然后再对小孩施暴。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,正在嚎啕大哭。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,叫他们躺整齐,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。……许长卿所碰见的,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,但是中国人自己,同样生活在恐惧中。一九四五年的冬天,于衡也在长春,他看见的是,‘凡是苏军所到之处,妇女被强奸,东西被搬走,房屋被放火烧毁’,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,都把头发剪掉,身穿男装,否则不敢上街。所谓‘解放者’,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,但是,人民不敢说,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,排队,脱帽,致敬。……你听说过索忍尼辛(索尔仁尼琴)这个人吗?……没听过?没关系,他是一九七○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透过他,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。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,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,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。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,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‘普鲁士之夜’里: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,多少人上过她——一个排?一个连?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,然后女人变成尸体……”(龙应台: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,天地图书有限公司,2009年9月,第195~196页)

  总体来看,关于苏军强奸和伤害中国女性的记录,实在是太少了。没有对知情者的访谈,没有深入的调查,没有要可靠的档案资料,就连龙应台等人所做的这种简单的采访和描述,也难得一见。血流了,泪流了,人死了,但是,时间的尘土遮蔽了这可怕的惨象,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。

  斯大林对苏军在被占领国家的强奸犯罪行为是知情的。在苏联,没有什么事情能瞒过斯大林。正像他从吉拉斯那里知道了苏军在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一样,他从来自前线的报告中,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苏军正在如何伤害无辜的德国妇女。斯大林和贝利亚从一份报告中得知:“‘许多德国人说,所有留在东普鲁士的妇女都惨遭红军士兵强奸。’报告还列举了许多红军士兵轮奸德国妇女的例证——‘不满十八岁的少女和上了年纪的老妇都包括在内。’报告还说:‘跟随第43集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员发现,留在斯普雷滕的妇女都不顾一切地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。’委员们审问了其中一个名叫艾玛·科恩的女子,她说:‘红军在2月3日进入这个城市。他们进入了我们躲藏的地下掩体,用枪指着我和另外两个女人,命令我们到院子里去。在那里,我被十二个士兵轮奸。其他的士兵也对另外两个人干了同样的事情。第二天晚上,来了三个士兵,2月6日,来了八个,他们对我们施暴并且打了我们。’三天后,这几个妇女试图割脉了结自己和孩子们的生命,但显然她们并不清楚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。”(安东尼·比弗:《攻克柏林》,第23页)显然,这份报告的提供者希望所汇报的事情能够引起斯大林的重视,期待他作为最高统帅能积极地回应和处置。

  然而,尽管有着绝对有效的控制力,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制止苏军的暴行。苏联的沃尔科戈诺夫将军在他的著作中,尖锐地批评斯大林“丧失了最基本的人道素质”:“他根本不知道同情、仁慈为何物,他丝毫不理解什么叫善良。”(沃尔科戈诺夫:《斯大林:胜利与悲剧》,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 2009年5月,第431页)至少,在处置军人大规模的暴力强奸问题的时候,他确实缺乏对无辜妇女的同情心和仁慈态度。他以默许的方式,放纵自己的军队。不仅如此,由于他的许可和纵容,“红军对待妇女的方式已变为公然占有,尤其是在斯大林允许军官拥有一名‘战争妻子’以后,这些年轻的妇女被高级军官选为情妇,他们通常在司令部做发报员、秘书或医生——她们戴着贝雷帽而不是船形的大檐帽。”(安东尼·比弗:《攻克柏林》,第23页)事实上,这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有组织的强奸行为罢了。

  斯大林甚至不能允许任何人对苏军士兵的“强奸”行为进行批评。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伏龙芝军校给军官们授课时,谴责了红军在东普鲁士的抢劫和破坏行为,并将这归咎于部队文化水平的低下。但是,当他唯一一次提到强奸时,却说“苏联士兵无法拒绝德国妇女对他们的敬意”。尽管如此,斯大林听到了关于此事的报告,还是很不高兴,认为爱伦堡的思想和言论“在政治上十分有害”(同前,第160~161页)。

  事实上,斯大林之所以如此纵容苏军大规模的强奸犯罪,与他对女性的态度和意识是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的。

  斯大林自己就不怎么尊敬女性。即使在小他23岁的妻子娜杰日达·阿里卢耶娃面前,他也经常“说一些难堪的笑话和流露出丑陋的表情,使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都难以忍受。他感到这种行为使自己受了侮辱而他却得到了明显的满足,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,在有人来吃午饭或晚宴时。阿里卢耶娃的烦恼自然引起了斯大林粗暴的反击。每当喝醉酒时,他就用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骂她。……警卫员们都很喜欢她那平易近人的性格。他们经常看见她一个人暗自哭泣。”(亚历山大·奥尔洛夫:《斯大林秘闻》,海南人民出版社,1988年4月,第205页)1931年夏天,她终于忍无可忍,与斯大林吵了起来:“你是个虐待狂,你算个什么人!你折磨自己的妻子和儿子,你折磨所有的人。”(同前,第208页)在女儿的回忆中,由于斯大林的粗暴,娜杰日达·阿里卢耶娃也是“不幸、幻灭和抑郁的”,“她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”(斯维特拉娜·阿里卢耶娃:《仅仅一年》,外文出版局《编译参考》编辑部编印,1980年9月,第132页)。1932年11月,娜杰日达·阿里卢耶娃死于枪杀,射中心脏部位,年仅30岁。

  在一个性质特殊的社会里,元首的意识和人格,会极大地影响全社会的心理和行为。由于缺乏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,斯大林漠然地忽视了女性在战争状态下可能面临的危险,忽视了她们可能受到的伤害,所以,也就没有制止苏军的抢劫和强奸暴行。

  今年是人类战胜法西斯,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七十周年。历史已经宣告,取得胜利的同盟国一方代表了正义,最终失败的轴心国一方代表了邪恶,这是不容颠覆的基本结论。在坚持这个基本结论的前提下,历史学家对某些战胜国违背人类文明和尊严的丑恶现象,也不能回避,而应当认真地清理和反思。

节选自《炎黄春秋》2015年第10期(作者:李建军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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