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清朝文字狱，鲁迅在《且介亭杂文·隔膜》中说：“大家向来的意见，总以为文字之祸，是起于笑骂了清朝。然而，其实是不尽然的。”鲁迅说的“不尽然”，也不尽准确，检阅有清一代所有文字狱，真正“笑骂了清朝”的，实是微乎其微，如《曾静谴徒投书案》有明确的反清意向，并煽动陕西总督岳钟琪起义；《伪孙嘉淦奏稿案》将矛头直指“十全皇帝”乾隆，说他有“五不解、十大过”，将乾隆的政策及权贵重臣骂得体无完肤。除此之外，更多的是自上至下的疑神疑鬼、周文深纳、无中生有的构陷，还有的就如本专栏前两篇写过的，对满口疯话的精神病人的扑杀。
所以鲁迅又说，那些因文罹祸者，“有的是卤莽；有的是发疯；有的是乡曲迂儒，真的不识讳忌；有的则是草野愚民，实在关心皇家”。
最后这一类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“自干五”。
（一）“十全皇帝”被打脸
在上篇《萌化清帝时，我们在萌化什么》中，我们已八过“刘震宇《治平新策》案”。案中的男一号刘震宇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自干五”。他之所以撞到枪口上，初心只是为国分忧——见官府长期捉拿不到马朝柱，于是急朝廷之所急，主动献策。
马朝柱是湖北蕲州人，乾隆十二年，他在罗田天堂寨租有一片林地，以垦荒为掩护，密谋反清。就像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农民起事一样，马朝柱也假借神示来啸聚民众。当时天堂白云庵和尚正修跟马朝柱密谋，编了一本书，称马是“天命神授”，“二十岁即得天书宝剑”，还说四川峨眉出有幼主，名朱红锦，系大明皇帝后裔，又有大学士张锡玉、大将吴乘云统兵三万七千为辅……这么一忽悠，信的人还真不少，纷纷捐银结盟。《清实录》中称马朝柱“以贫难度日，设法骗银”，也不全是抹黑，只是马朝柱为此准备了五年，正修帮他写有讨清檄文和《囤粮》、《敬神》等文，拟定“统掌山河，普安社稷，即受天命，福禄永昌”的起义口号，还到处招兵买马——纲领、策略、口号、行动都齐备，这么大阵仗，只是为了“骗银”，说不过去。
但是，马朝柱毕竟策划不周，终因泄密而仓促起事，清兵两面夹攻，只两天时间，便攻破天堂寨，将马朝柱母亲、妻小及和尚正修等一百余人逮捕，就地处死。马朝柱则在乱战中逃得一命。
马朝柱的起事，就算只放在清朝历史来看，也只是昙花一现。所以，现在大家只知白莲教、义和团、太平天国等，马朝柱是谁，鲜有知者。但是，乾隆显然不这么想。要知道，马朝柱起事是在乾隆十七年，那正是所谓的“康乾盛世”的巅峰，据说全国GDP占全球一半，这个好大喜功的“十全皇帝”正在做他的千秋大梦，一个农民的起事（几乎同时，浙江温台县还发生贫民抢米事件），几乎是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，恼羞成怒也在逻辑之中。所以，马朝柱逃匿后那一两年时间，《清实录》中充塞着很多关于马朝柱行踪的密奏、上谕等，全国风声鹤唳，到处捕风捉影，就是一直找不到。一年半过去，当那个倒霉的“自干五”刘震宇于乾隆十八年九月“来到长沙”，尚“见查拿马朝柱告示”（《范时绶奏刘震宇呈书讯拟黜革折》，乾隆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）。
（二）触及意识形态底线
刘震宇虽年逾古稀，几十年考公务员皆不中，仍是矢志不忘报国。早在乾隆六年，他就著有《佐理万世治平新策》一书——一听这名就知道，他是直接奔着“国师”去的。书成之后，他当然不甘寂寞，先是呈送抚州知府，又呈送江西巡抚“求为进呈”，目的不外想让最高领导看到，图个“破格擢用”。后来，见这两位爷都不鸟他，“遂刷书货卖，卖过若干实难记忆”。
那么，刘震宇的《佐理万世治平新策》有何“新策”呢？首先，“各条内感颂圣明”，即每一条都有歌颂乾隆的内容。至于具体策略，“清户口、限归期、查船户、设评事”等，“原系缉匪之法”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？对了，换一种说法，这就叫“网格化维稳”。
这些所谓的“新策”，在湖南巡抚范时绶等官吏看来，自然是“陈腐套袭之言、迂阔难行之事”，真真是班门弄斧了，难怪抚州知府、江西巡抚根本不鸟他。只是范时绶阶级警惕性高一些，发现里面还有“言朱注错谬、请贬关圣封号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等条”，“尤为不经”。
朱注，即理学家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。在今人看来，提出跟朱注不同的观点，纯属学术论争，何罪之有？这么想，那可真是很傻很天真了。要知道，宋朝的理学家朱熹，在世时虽然因为扒灰、纳尼、争妓、吞财等闹得名声大臭，还被皇帝罢了职，但因为他对儒家典籍的注解更有利于皇权的统治，在元明时代就被统治者捧上儒学正宗的地位。满清虽然推翻了“反动的朱家王朝”，但在思想控制方面，还是对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。早在康熙五十一年，朱熹便被“升配大成殿东序为十一哲”，即位列孔子身边，成为“孔门十哲”之外的第十一哲；乾隆五年，乾隆则下诏说，程朱之学“得孔孟之心传……循之则为君子，悖之则为小人；为国家者由之则治，失之则乱，实有裨于化民成俗，修己治人之要”。一句话，即“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”。
这么一来，朱熹就成了比孔子更加碰不得的神。事关意识形态，凡是对朱熹的质疑，便统统有颠覆满清政权之嫌。刘震宇之前，进士出身、曾担任过监察御史的谢济世，就曾经在雍正七年、乾隆六年两次因在其注书中“肆诋程朱”而被卷入文字狱。第一次还被雍正判死刑，并被绑赴刑场陪斩，最后一刻才宣布圣旨，对他“从宽免死”，“令为苦差”。而乾隆六年那一次，谢还算幸运，也许那时乾隆自感帝位未稳，不想大兴文字狱，还标榜“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”，故只是下旨将谢书及板片悉数销毁而已。
刘震宇就没这么幸运了，他碰到的是登基十八年的乾隆，帝位稳固、自信爆棚，岂容一介书生对最高意识形态指手画脚？
（三）更易衣服即颠覆政权
刘震宇之倒霉，还因为他撞到乾隆的另一个枪口上：更易衣服制度。
儒家眼里，服装是“夷夏之防”最重要的标志。孔子对管仲虽颇有微词，但他还是认为管仲对历史发展有大功劳的。在《论语·宪问》篇中，孔子如是说：“微管仲，吾其披发左衽矣！”如果没有管仲，我现在就得披发左衽了。披发左衽，那是“夷狄”的装束，孔子的意思是，管仲相齐桓公，使其称霸诸侯，一统天下，如果不是这样，现在我们早就被野蛮人统治，也变成野蛮人了。
满清入主中原，在当时汉人眼里，正是“以夷乱夏”，满人的旗装，更备受汉人诟病。所以，满清入关，便在全国强行“剃发易服”，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——从仪容仪服上，也要你们服服帖帖的。
乾隆本人对汉服的态度，其实是很矛盾的。他自己便留下许多身穿汉服的画像，但同时又多次阐述为什么要保留旗装、禁习汉俗。他写的《金世宗论》，就称赞金世宗禁习汉俗，批评其子孙易汉服几十年便亡国，并发挥道：“盖自古帝王，未有不以敬念先业而兴，亦未有不以忘本即慆滛而亡者。”也就是说，乾隆是把更易服装上升到“忘本弃旧”的高度，并会因此而“亡国”。
在此思想指导下，他见到竟然有汉人书生建言“更易衣服制度”，自然暴跳如雷了，认为这是“妄訾国家定制，居心实为悖逆”，所以，“此等逆徒断不可稍为姑息，致贻风俗人心之害”（《将刘震宇即行处斩谕》，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）。综上所述，刘震宇自是非死不可了。
乾隆汉服图(清·郎世宁 《弘历观画图》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)
（四）死得其所
那么，刘震宇死得冤吗？
乾隆十八年刘震宇被斩首时是七十岁，推算一下，他生于1683年——那一年，是康熙二十二年。那一年，清军将南明残存势力消灭干净，施琅又带兵收复了台湾，真正的一统江山。也就是说，刘震宇是生于新中国，长在八旗下，从小接受的是皇帝“爱民如子”的教育，估计也从没听说过发生于四十年前的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，只知道欣逢盛世，见到祖国这么强大，顿生拳拳爱国之心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但他也有恨，他恨的就是马朝柱之流的反贼，他想不通，生在这么好的国家，你不知感恩，为什么还要作乱？见朝廷长时间捉拿不到反贼，他更是捉急，只可惜一介书生，不能亲自上马杀贼，几十年苦读圣贤书，只好发挥所长，献计献策，只希望圣主垂青，采纳他的良策，大清江山，千秋万代。
但他没想到，他想做一颗国家的螺丝钉，却被国家视为眼中钉。这样的人，被拔掉，被斩首，国家才能得到一时的安宁。所以，从这一点上说，刘震宇所流的血，是真正的“狗血”，他的死，也是死得其所，丝毫不冤。若泉下有知，明白乾隆爷拿他儆猴的苦心，想到自己终于为“治平”作出贡献，也是“纵做鬼，也幸福”了。
作者：余少镭（腾讯·大家专栏作者，广州媒体人，专栏作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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